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材料二 从钱老之问至于今天，十六年逝者如斯，中国科技长足发展，急起直追，成果振奋人心。“天问”巡天，“蛟龙”潜海，“嫦娥”月宫挖土归来，“北斗”苍穹笑看神州，“天眼”宇宙搜寻信号……中国科技的明天是星辰大海。
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开启中国科技诺奖先河。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是无数科技工作者胸怀报国梦想，“撸起袖子加油干”出来的成果，都是对“钱学森之问”交出的答卷。
作为一名高三学生代表，在校园科技节开幕式上，围绕“钱学森之问”这一主题，畅谈你的感受或思考，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演讲稿。
材料一由“李约瑟难题”引出关于“钱学森之问”，聚焦中国科技杰出人才的培养问题，直面现代中国教育痼疾，拷问每一位教育人，也让莘莘学子扪心自省。一是反思应试教育之弊，如片面追求考试分数和升学率，不注重培养学生的能力素养，不注重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二是反思学生自身的读书功利性及表现，如没有报效祖国的崇高理，缺乏吃苦耐劳、刻苦钻研的治学精神，存在贪图享乐的意识等等。三是反思社会对教育的急功近利。“钱学森之问”，折射出了老一辈中国科技人的深深忧虑和殷殷期望。“钱学森之问”，是教育之耻，也是国家之痛。材料二通过列举法肯定了近十六年来中国科技成果振奋人心的一面，这些成果也很好的回答了“钱学森之问”，所以从这一点入手，可以激励青年一代要做时代的创新人才，胸怀报国梦想，给钱老再次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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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一个回答是：我们的教育体制中培养的学生缺乏创造性人才的第一个原因是学生的知识结构有问题。我们的学生过多局限于专业知识，而缺乏跨学科、跨领域、跨界知识，而这些往往是具有创造力的人才的特征。
创造性思维的第二个来源是好奇心和想象力。十几年前，清华大学物理系邀请了四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访。在探讨他们为什么取得科学成就时，清华学生提出的词是基础好、数学好、动手能力强、勤奋、努力等。然而，这四个人回答是一样的，不是这几个词中的任何一个，而是说好奇心最重要。
爱因斯坦说过，“我没有特殊的天赋，我只是极度地好奇”。他还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只是局限于我们已知的一切，而想象力将包括整个世界中那些未知的一切。”他讲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是超出知识以外的因素，这正是在我们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中不受重视的方面。
知识通常是随着受教育的增多而增多。经济学家都是用劳动者受教育年限来度量“人力资本”，并以此测算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是，好奇心和想象力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就不像知识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那么简单了，非常取决于教育环境和教育方法。
我们有理由相信，儿童时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特别强。但是随着受教育的增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很有可能会递减。这是因为，知识体系都是有框架、有假定的，难怪爱因斯坦感叹过：“好奇心能够在正规教育中幸存下来，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在我们的应试教育下，当学生学习的唯一目的是获得好成绩，当教师教书的唯一目标是传授标准答案，那么很可能的结果就是，受教育年限越长，教师和学生越努力，虽然学生的知识增长了，知识点掌握多了，但是他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却被扼杀得得系统而彻底。
如果创造性思维是知识与好奇心和想象力的乘积：创造性思维=知识×好奇心和想象力，那么，随着受教育时间的增加，前者在增加，而后者在减少，作为两者乘积的创造性思维就有可能随着受教育的时间增加先是增加，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会减少，形成一个倒U形状，而非单纯上升的形状。
这就形成了创造性人才教育上的一个悖论：更多的教育一方面有助于增加知识而提高创造力，另一方面又因减少好奇心和想象力而减少创造力。这两种力量的合力使得判断教育对创造性人才产生的作用变得不那么确定，但是却能为解释一些辍学大学生很有创造力提供了空间。
如果以上分析是对的，那么我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二个回答是：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是我们的学校在增加学生知识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减少了创造性人才的必要因素——好奇心和想象力。
创造性思维的第三个来源与价值取向有关，也就是与追求创新的动机和动力有关。当前影响创造性人才培养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追求短期效果的浮躁心态和环境。个人和社会都想在创新上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各种评价机制多是追求奖励可度量、可量化的成果，但是有创造性和长远的成果往往难度量、难量化。
爱因斯坦在100年前的1918年4月在柏林物理学会举办的普朗克60岁生日庆祝会上有一篇著名的讲话。在这篇题为《探索的动机》的讲话中他说：在科学的庙堂里有各式各样的人，他们探索科学的动机各不相同。有的是为了智力上的快感，有的是为了纯粹功利的目的，他们对建设科学殿堂有过很大的甚至是主要的贡献。但是科学殿堂的根基是靠另一种人而存在。他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
爱因斯坦说普朗克是这样的人。爱因斯坦自己也是这样的人。爱因斯坦的信念是“简洁思维”，他相信世界是可以被简洁的理论解释，并可以用简洁的公式表述。他说过，“如果你无法简单地解释，就说明你知道得还不够多。”
乔布斯的创新也是来自一种激情，他的信念是“不同思维”。面对IBM这样的大公司在计算机领域的霸主地位，乔布斯相信我要与你不同。长期以来，IBM的座右铭是其创始人沃森(Thomas Watson)提出的“Think”（思维），这就是ThinkPad名称的来源。1997年，当乔布斯重返苹果时，公司正处于低谷。他为苹果公司精心设计了一个划时代的广告“献给疯狂的人”(To the Crazy Ones)。在展示出包括爱因斯坦、爱迪生、毕加索等杰出人物(“疯狂的人”)之后，广告推出的主题是苹果公司向这些人致意，与他们为伍，并针对IBM的“Think”推出苹果公司与这些“疯狂的人”的一个共同理念，就是“Think different”，即“不同思维”。正是这个“不同思维”，成就了苹果公司贡献给世界的一系列革命性的新产品。
一般来说，创新的动机有三个层次，分别代表了三种价值取向：短期功利主义、长期功利主义、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每一个后者都比前者有更高的追求。具体到当前情况，对短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是为了发论文、申请专利、公司上市，这些能够在短期带来奖励的结果。对长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是为了填补空白、争国内一流、创世界一流，这些需要长期才能见到成效的结果。而对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是由于一种内在动力，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回报和社会的奖赏，是为了追求真理、改变世界、让人更幸福。这种内在价值是一种心态，一种永不满足于现状的渴望，一种发自内心、不可抑制的激情。
我们的现实情况是，具备第一类动机的人很多，具备第二类动机的人也有，但具备第三类动机的人就寥寥无几了。普朗克、爱因斯坦、乔布斯这样的科学家和企业家，他们具有第三类动机，是最高的境界。科学和社会的殿堂中如果没有他们，就不成其为殿堂。
我们之所以缺乏创造性人才，除了知识结构问题和缺乏好奇心和想象力之外，就是在价值取向上太“立竿见影”急于求成的心态，成王败寇的价值观导致不大可能出现真正的创新，更不可能出现颠覆性创新、革命性创新。
所以我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三个回答是我们的价值取向：在科学的发源地古希腊，其哲学和科学的产生是最为纯粹的基于人们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所表现出来的困惑和好奇，以及感受到自己的无知。在古希腊，求知并非为了实用的目的，而是为了摆脱无知，为求知识而求知识。正是古希腊的那种对智慧的纯粹热爱，那种完全的非功利主义、不追求任何有用之回报的价值取向，才成就了它辉煌的哲学和科学。当然现代社会的情况不同于古希腊，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历史中受到启发。
作者钱颖一，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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