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之际，因政局混乱以及思想控制的松动，文人的思想活力获得极大释放，一个传统的诗学话语——“穷而后工”被旧话重提。值得玩味的是，此际文人非但丧失仕进的机会，甚至穷困潦倒，避乱山林，却反对“穷而后工”，这来源于易代文人特有的儒者心态与生命意识。
哀世有变风变雅之音本属正常，却招致一些文人的反对，以“穷而后工”为非。刘永之、刘崧等人主张“诗非穷而后工”，其理论内涵有两点：一是超越个人穷达富贵，主张不为物累的超越性人格，如此为诗而易工巧；二是反对困厄无聊之辈的凄然愁苦之辞，倡导豪迈隽伟、怡然自得的审美趣味。
“诗非穷而后工”说虽受到元延祐以来雅正诗风的影响，但其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文人心态与出处态度的变化。由于元代汉人出仕艰难，南人尤甚，因此，江南文人普遍经历由积极仕进到甘守山林的心态历程，但其间亦有区别：有些文人仕进不能，加之遭遇元季战乱，便遵循儒家待时而动的处世哲学，蛰伏山林以待世运清平，宋濂、刘崧诸人可归于此类；有些文人则彻底断绝仕进的念头，怀道而隐，讲经论史以践行儒者之道，刘永之、梁寅诸人可归入此类。这两种心态，既是年齿不同之故，例如刘崧时值壮年，而梁寅则垂垂老矣，又在于他们对行道方式的态度差异。
两种士人心态与出处态度皆可导出“诗非穷而后工”说。待时而动的文人则倾向于强调儒者在遭遇低谷时的生命力，刘崧“乱石满江滩路浅，唱歌踏水负薪来”之语正是此种生命力的展现。因此，刘崧诸人否定“穷而后工”，实际上隐含着对身居清要之职而行儒者之用的向往。怀道而隐的文人倾向于模糊穷、达二者的界限，具有超越个人际遇的儒者胸怀。刘永之对“穷而后工”说的反对，实际上是对儒者因志不获伸而哀叹穷苦之辞的人生模式的否定，进而反对此种诗风。
（摘编自陈光《论元明之际文坛的“诗非穷而后工”说》）
材料二：
“穷而后工”这一命题的复杂之处在于：“穷”还存在着外部环境之穷、个人处境之穷和个人体验之穷的区别。在对穷而后工的讨论中，会出现个人处境与外部环境不一定完全相合,个人体验与个人处境也不一定穷达一致,更不用说个人体验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相逆的可能。那么，穷而后工这个命题本身便存有三个根本困境：
第一，穷而后工与时运、诗运关系评价体系的矛盾。穷而后工既然强调环境,那就不可避免地指向与时代的关联。乱世、亡国的大环境,诗人自然是处穷无疑。在传统诗学观念中，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时运与诗运关系，乱世之音、亡国之音,自是变风。变风虽然也不能说不工，但终究价值低于正风，作为对个体感受和创作的激励,肯定抵不过对群体政治理想的文学期待。所以，“工”的价值究竟体现在什么程度，难以定论。而另一方面，盛世中处穷也是常见,这个处境中的诗人，其诗之工是否归功于“处穷”？那么个人处境之穷与盛世之矛盾,该如何解决？
第二，穷而后工与“诗可以怨”复杂的离即关系。“诗可以怨”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诗歌对主体情绪的表达功能，但必须是“怨而不怒”。那么，无论是诗人的个人处境、个人体验还是外部环境,诗人对“穷”的表达，究竟需要限制在什么程度，才被称为“工”？一旦诗歌变成了诗人“境遇”的写照，诗歌评价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就会有或内容上或风格上的误会,也容易被置换为“穷苦之言易好”。如侯方域为宋荦作序时提出:穷而后工的价值判断，使得很多人无病呻吟,特别是富贵者作穷愁语,这显然与温柔敦厚相悖。富贵者作穷愁语是错误理解了穷而后工，只不过是用诗歌表现“穷”状，发“穷苦之言”而已。穷而后工没有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自身的价值。
第三，“工”的价值难以定位。欧阳修提出穷而后工，实则是建立在“写人情之难言”基础上进行的判断，即处穷之诗人在对自身处境的感触和表达上，特别是涉及到难言之情状，会更具观察力，也有发言权。当时,“工”是一个大家约定用来判断诗歌具备某种价值的语汇，但绝对不是最高一级的，或唯一的对“好诗”的评价。而由于清人对“好诗”的具体标准,如“高古者格，宛亮者调”之类一一摒弃，致使“工”的重要性逐渐上升。以不指向任何确定性风格和表现方式的“工”，作为诗歌较高甚至最高一级的判语,似乎是整饬诗坛较有效的途径之一，所以，当清人在讨论穷而后工的时候,他们的言论也可能同时暗含着对诗歌审美价值最高一级评价的问题。
（摘编自唐芸芸《清代唐宋诗之争中的“穷而后工”》）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在政局混乱的元明之际，身处穷困境地的文人重新提起“穷而后工”，但他们对这一传统诗学话语有不同的看法。
B．对不为物累的超越性人格和豪迈隽伟、怡然自得的审美趣味的追求，是元明之际“诗非穷而后工”的理论内涵。
C．“穷而后工”中的“穷”有多种情况，且这些情况之间并不能够完全相合，因此“穷而后工”命题本身便存有困境。
D．“工”在欧阳修所处的时代可以作为一种判断诗歌具备某种价值的依据，到清代则成为衡量诗歌的唯一标准。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3分）
A．由于身处人生阶段和践行儒者之道方式的不同，元明之际的江南文人由人世转向退隐的心态也有所不同。
B．待时而动者和怀道而隐者主张“诗非穷而后工”受到雅正诗风的影响，可见诗风决定诗学理论的发展。
C．乱世之中人们更期待反映群体政治理想的文学，这就意味着抒发个人感受的作品无法使用“工”进行评价。
D．只要明确了诗歌表达“穷”的程度以及“工”的价值，就能破解“穷而后工”这一命题本身的根本困境。
3．下列选项，最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撑“诗非穷而后工”观点的一项是（3分）
A．司马迁《屈原列传》中指出“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认为“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B．欧阳修《薛简肃公文集序》中指出“矢志之人，穷居隐约”，认为他们“有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
C．方孝孺《逊志斋集》中指出“困折屈郁之谓穷，逐志适意之谓达”，而“人之穷达，在心志之屈伸，不在贵贱贫富”。
D．张潮《幽梦影》中指出富贵中人如果想写出好的诗歌，可以通过出游增长见闻，“借他人之穷愁，以供我之咏叹”。
4．从诗人个体的角度看，应如何让诗达到“工”？请结合两则材料加以概括。（3分）
5．袁宏道在《谢于楚历凷草引》中说，假设真的是“穷而后工”，那么曹氏父子就应当是鄙贱之人，谢灵运也就不会写出清新秀丽的诗篇。请结合材料二谈谈你对袁宏道这一看法的理解。（5分）
答
1. D（3分）
2. A（3分）
3. D（3分）
4. ①诗歌所写的内容与抒发的情感要超脱个人际遇与环境的影响。（1分）②抒发个体情怀时应结合对群体政治理想的期待。（1分）③在表达个体情绪时，应规避对个人愁怨与困顿境遇的过多书写。（1分）
5. ①袁宏道的话表明他认为“诗非穷而后工”。（1分）②曹氏父子、谢灵运都身处乱世，但他们的个人处境、个人体验与外部环境并不相合，他们在文学上的建树，并不能归功于“处穷”，表明了“诗非穷而后工”。（2分）③曹氏父子和谢灵运的文学风格并不相同，但袁宏道对他们的文学成就都持有肯定态度，这说明“工”是诗歌审美价值判断的一种标准，可以用来表明诗歌具备某种价值。（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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