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嘉煌
父亲与敦煌的结缘，源于1935年某一天在塞纳河边的一场“邂逅”。那一天，父亲从卢浮宫出来，按照多年在巴黎散步的习惯，顺便溜达到塞纳河边的旧书摊。
在美术图片部，他不经意发现了一部由6本小册子装订成的《敦煌图录》。
这套《敦煌图录》是1907年伯希和从敦煌石窟中拍摄来的。以前在卢浮宫，父亲总是对西方绘画中的人物惊叹不已，这是他第一次认识到，来自故乡的艺术同样生动有力。父亲被深深地震撼了，他站在旧书摊前一直看到暮霭时分。
并不是每一个偶然翻到伯希和《敦煌图录》的中国艺术家都会将自己的命运与敦煌联系在一起。我相信，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指引父亲走向敦煌。
那时父亲已是在法国取得桂冠的东方画家，画廊向他发出的订单很多，他完全可以在异国过着一种舒服而优裕的生活。但站在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瑰宝前，父亲仿佛一下子找到了终生创作的源泉，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召唤着他回中国、去敦煌。
1936年，父亲终于坐在了回祖国的火车上。但因那时西北战局不稳定，他只好先在北平国立艺专教书。
1942年，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的大型浮雕《皇后礼佛图》被人劈成无数碎片后分别包装偷运出国。全国舆论对于国宝的讨论沸沸扬扬，由此也提及了敦煌石窟历次所遭受的劫掠和破坏。时任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极力推动对敦煌文物的研究和保护，在他的提议下，政府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而父亲被推选为筹委会副主任。
经过6年的漫长等待，而今就要实现去敦煌的理想，父亲十分兴奋，立即着手准备西行。1942年冬，他只身赶赴兰州，在那里招兵买马，聚集了5个人。1943年2月，他们一行6人像中世纪的苦行僧一样，向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出发。
走了一个多月，总算到达了有“风城”之城的安西。他们这几个初次出塞的旅客，雇了十几头骆驼，又告别安西，走入真正的荒凉之地。经过三天两夜饱受困乏和饥渴的行程之后，终于到达了莫高窟。
到达敦煌的当天，父亲就顾不上休息，对敦煌做了初次巡礼。在名震世界的藏经洞前，他百感交集。1900年，这一洞中发现3万余件敦煌文物，但却被法国人伯希和等劫走了近万件。洞窟仅仅剩下了一尊塑像和一幅壁画，而40多年后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宝库仍然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护，窟前还放牧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人夜宿之地。他们就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砍伐树木。父亲晚年常对我说，那时，面对眼前的满目疮痍的敦煌，失望之余，他又从内心默默地说：我既然来了，就要保护你。
父亲的敦煌生活就这样开始了。第一顿饭用的筷子是刚从河滩红柳树上折来的树枝，吃的是盐和醋拌面。第一个夜晚是一夜风沙。第二天，开始清理掩埋洞窟的积沙，他们和民工一道，自制“拉沙排”，打着赤脚，清除积沙。接着，他们造了一条长达960米的围墙，敦煌石窟保护工作从此开始。
生活虽艰辛，但洞窟编号、内容调查、美术临摹却都在紧张进行中，因洞中幽暗，没有照明器材，临摹壁画时就在小凳上工作，一手举小油灯，一手执笔，照一下，画一笔。临摹窟顶画时，头和身子几乎成90度的直角，时间一长，就会头昏脑涨，甚至恶心呕吐。为了搞清画中内容，父亲还强迫自己念经文，然后在洞窟中面壁琢磨，一一对照。就这样，到1948年，父亲带领研究所完成了“历代壁画代表作品选”等十几个专题，共选绘摹本800多幅，为敦煌资料的调查、积累打下了坚实基础。
当时没有人力，缺乏经费，他们要自己搭脚手架，修简易栈道。进洞子要连爬带跳，从危栏断桥上匍匐前进。有一次，父亲和另两个同事到莫高窟最高层第196窟，梯子倒了，他们被困在洞中，上不着顶下不着地。父亲本想从崖头爬上山顶，但站立不稳，差一点摔下去。手中的记录卡片飘飘荡荡落到了崖下，像一大片上下翻飞的蝴蝶。幸好有同伴到山下拿了绳子来，从山顶吊下去，才一个一个地把他们都拉到了山顶。
1943年，来敦煌临摹作品的张大千离开莫高窟时，半开玩笑地对父亲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 的确如此，眼前是沙，远处是荒漠、戈壁，莫高窟离最近的村舍有30多里，自然条件的苦也许还好克服，但远离社会的孤独感和隔绝感都成了最“致命”的病毒。有一年夏天，父亲的一位同事发高烧，大家准备了一辆牛车要送他进城医治，但要走6小时才能到城里。临行前，这个年轻人哭着对父亲说：“我死了之后不要把我扔在沙堆中，请你们好好把我葬在泥土里……”病愈后，他就坚决辞职回南方去了。而父亲却一呆就是四十年！
1948年在南京、上海举行敦煌艺术品展览时，父亲将所有的临摹品寄到南京展出。之后，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手谕令父亲把东西运到台湾，并让父亲跟他一起走。而父亲毫不犹豫地立即返回敦煌，他早已把自己的命运和敦煌联系在一起，离开敦煌，便等于放弃他的生命。
1968年中苏关系非常紧张，研究所离中蒙边境线只有几百公里，于是不断疏散人员。有一天他问我：“看过《冰海沉船》吗？”我说看过。他又说：“如果有一天敌军打了过来，我就要像那位船长一样，和敦煌一起毁灭。”这句话深深地烙在我心里，让我意识到，敦煌对父亲如同生命般重要。
1982年，父亲被调到北京，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但他的心一直在敦煌。此后，他一直想找机会再为敦煌工作，但始终没能实现。父亲内心十分苦闷，给别人写信都称自己“客寓京华”。父亲在家中挂了好几个铃铛，微风一吹，叮叮当当，他就感觉自己又像是回到了敦煌，在莫高窟聆听大佛殿的风铃声。他无数次写过这样的话：“夜夜敦煌入梦来……”
父亲去世后，母亲按照他生前“死了也要厮守敦煌”的遗愿，将他一部分骨灰埋在莫高窟旧居院内父亲亲手种植的两棵梨树中间，墓碑正对着莫高窟大佛殿。墓碑上，刻着赵朴初送他的5个字“敦煌守护神”。
（有删改）
4. 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1935年，常书鸿在旧书摊发现了伯希和从敦煌石窟中拍摄来的《敦煌图录》，他被深深地震撼了，从此与敦煌结缘。
B. 从回到祖国到被推选为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副主任，在6年的时间里，常书鸿一直都怀有去敦煌的坚定信念。
C. 1943年，常书鸿一行6人克服巨大困难终于来到了莫高窟。从到达的第二天起，他们就开始了对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
D. 前来临摹作品并饱受此地恶劣条件之苦的张大千在离开莫高窟之前，委婉地向常书鸿表达了自己的钦佩之情。
5. 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在常书鸿的领导下，对敦煌石窟进行保护和研究的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他选绘摹本800多幅，为敦煌资料的调查、积累打下了坚实基础。
B. 莫高窟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但更让人忍受不了的是远离社会的孤独感和隔绝感，常书鸿的不少同事都辞职离开了，而他却坚守了四十年。
C. 敦煌是常书鸿的生命之根，无论是不肯去台湾，还是中苏关系非常紧张时决心与敦煌共存亡，就连北京家中的风铃声都体现了他的敦煌情缘。
D. 文章细致全面地介绍了“敦煌守护神”常书鸿的一生，表现了他的高大形象。语言质朴，情感真挚，充满了儿子对父亲的钦佩与敬仰之情。
6. 在常嘉煌眼中，父亲常书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请结合文章概括并简要分析。
答
4. D
5. C
6. ①献身理想，坚定执着。常书鸿始终把自己的命运和敦煌联系在一起，保护敦煌，投身对敦煌画作的研究事业。②不慕名利，义无反顾。常书鸿放弃了国外的优越生活，担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期间还一直想找机会再为敦煌工作。③艰苦奋斗，甘于奉献。常书鸿克服了自然条件的艰苦以及远离社会的孤独感和隔绝感，坚守敦煌四十年。
析
【4题详解】
试题分析：本题考查对文中重要内容的理解与分析能力。答题时注意仔细阅读文章，找准有效答题区间，然后认真对读，寻找细微的差别。此类题目答题时应注意分清答题的区域，错误设置一般为混淆范围，强拉因果、曲解文意、无中生有、以偏概全或偷换概念等，命题的手段为改变文章的表述和概括文章的内容。分析推理类题目较难，答题时首先浏览选项，在文中找到选项对应的区位，然后仔细分析对照，从中找到与原文表述有出入的答案，就可以做出正确选择。D项，“前来临摹作品并饱受此地恶劣条件之苦的张大千在离开莫高窟之前”理解有误，“饱受此地恶劣条件之苦”无中生有。故选D。
【5题详解】
试题分析：本题考查对文中重要内容的理解与分析能力。答题时注意仔细阅读文章，找准有效答题区间，然后认真对读，寻找细微的差别。此类题目答题时应注意分清答题的区域，错误设置一般为混淆范围，强拉因果、曲解文意、无中生有、以偏概全或偷换概念等，命题的手段为改变文章的表述和概括文章的内容。分析推理类题目较难，答题时首先浏览选项，在文中找到选项对应的区位，然后仔细分析对照，从中找到与原文表述有出入的答案，就可以做出正确选择。A项，以偏概全，原文是常书鸿“带领研究所”完成了十几个专题，选绘摹本800多幅，为敦煌资料的调查、积累打下了坚实基础。B项，“不少同事都辞职离开了”扩大范围，原文只提到了一位离开的年轻人。D项，概括错误，文章没有“全面”介绍常书鸿的“一生”。故选C。
【6题详解】
试题分析：本题考查对文中重要内容的分析、筛选、整合的能力。题干是“在常嘉煌眼中，父亲常书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请结合文章概括并简要分析。”这道题要求概括并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分析人物形象要根据文中描写的这个人物的言行举止，以及作者的议论，或作品中他人对他的评价的语句直接提取或概括即可，即列举文中反映该性格特征的事例。答题时先回答人物的性格特征，然后结合人物的事情加以简要分析。此题从主要性格“献身理想，坚定执着”、“不慕名利，义无反顾”、“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等角度概括人物的性格特征，找到体现人物性格特征的具体事例分析概括。“那时父亲已是在法国取得桂冠的东方画家，画廊向他发出的订单很多，他完全可以在异国过着一种舒服而优裕的生活。但站在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瑰宝前，父亲仿佛一下子找到了终生创作的源泉，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召唤着他回中国、去敦煌。”“父亲被调到北京，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但他的心一直在敦煌。此后，他一直想找机会再为敦煌工作。”“自然条件的苦也许还好克服，但远离社会的孤独感和隔绝感都成了最‘致命’的病毒。……而父亲却一呆就是四十年！”常书鸿始终把自己的命运和敦煌联系在一起，保护敦煌，投身对敦煌画作的研究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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